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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性心理学家频频在报上发表文章，认为“交换配偶”可以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有助于稳定家庭，使夫妻关系常日常新。

尽管阿东已慢慢习惯了美国光怪陆离的社会——“怎么着都行”，但碰上交换夫妻这样的“性派对”活动，他的思想还是有些“转不弯”来，觉得有些“别扭”。

不久，芝加哥大学东亚系从中国大陆请来一名专事女性研究的专家来讲学，阿东听了他的一次讲座。

这位学者说，最近读到高尔基的一篇回忆文章，说有一回，高尔基跟几个文坛朋友在一起谈女人，托尔斯泰突然说，“等我一只脚踏进坟墓时，再说出关于女人的真话，说完立即跳到棺材里，砰的一声盖上。来捉我吧。”紧接着，这位学者又举了另一个例子一个德国人想编一本名家谈婚姻的书，向肖伯纳约稿，肖伯纳回信说，“凡人在其太太未死时，没有能老实说出他对婚姻的意见的。”

这个学者在分析这两个事例时指出一个要在自己临终前说，一个要在太太去世后说，可见说出的都不是什么好话了。

不过，其间又有区别。

自己临终前说，说出的多半是得罪一切女性的冒天下大不韪的话。

太太去世后，说出的必定是不利于太太的非礼的话。

有趣的是，托尔斯泰年轻时极为放荡，一个放荡的男人不能让天下女子知道他对女人的真实想法；肖伯纳一生恪守规矩，一个规矩的丈夫不能让太太知道他对婚姻的真实看法。

最后，这个中国学者向听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男人要对女性保持有美好的感想，他的生活是否应该在放荡与规矩之间——既不能太放荡，也不该太规矩呢？

更为重要的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将这两者调节起来的吗？听到这里，阿东脑海里突然一亮“性派对”就是这种“中庸之道”的最好办法啊。他觉得自己不但理解了北伊州大学的“性派对”活动，而且感到自己已经参与了这类活动。他认为维也纳的艳遇就是一次变相的“性派对”，只不过“派对的人”只有他和那个“妓女实习生”——两个人都既不放荡，也不太规矩，并且彼此都保持了美好的回忆。

“生活，抖落了身上的一层鳞甲，你会感觉特别轻松。”有一次，阿东到加州大学去看望老朋友周山岭时，感慨万千地说“我们原来也可以这样子生活！”

第二章 狐狸的尖叫屈乡楠文件夹

一种全新的生活在我面前展开。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胜任这项挑战，但我愿意尽力一试。

这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自称为“遮阳部落”，倒是很符合他们的性格特征。

这些天，我们白天四处玩。晚上就到钟国军家中搞“性派对”，日子过得特别丰富多彩。

由于我没有女人，每次都有一个人“放空档”。奇怪的是，这几天，我倒是没放过一回“空档”，跟谢双依、桂妞、温尼都有着激动人心的收获。

我敢说，我跟妻子做爱时，从来没有如此感觉，如此的兴奋！

是否，跟妻子在一起时，义务的东西将人性的东西压抑住了呢？而“性派对”活动，根本不用考虑这一切。

真是轻松极了。

说真的，最初我也是内疚万分，但现在慢慢好像也习惯了。

我与他们很快混得厮熟。

他们对我也无话不谈。

今天上午，阿东给我看一份当地华人报纸，上面有一则消息，讲的是深圳爱滋病的情况。我将它抄在这里，也许日后用得着——本报讯 深圳自一九九二年发现首宗爱滋病病毒感染者以来，迄今已发现爱滋病人数十宗，其中多人已经死亡。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深圳累计发现的hiv病毒感染者有二百多人，但该市的医疗卫生界人士认为，目前检出的感染者仅是冰山一角，估计没有被发现的爱滋病患者多达数千人，他们混杂在各类人群之中，成为爱滋病主要传播源。

阿东给我看这则消息时，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在他看来，“性派对”至少可以杜绝这种可怕的病患。

我对阿东略带传奇色彩的经历很感兴趣。他告诉我的这一切对我了解他们这个群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也许将来的某天，我可以将他们隐秘的生活写出来？

阿东不是给了我鼓励的暗示吗？

第三章 爱情杀手租赁家庭机场上的红玫瑰

温尼去上海虹桥机场去接阿东的时候，是带着已经读初二的儿子贝贝去的。

那一天是寒假中的第一个星期天，阳光很好。

这也是温尼离婚后第一次去上海。

上海有她的记忆，有她的痛。

温尼真的不愿意去上海，她害怕陷入那些旧岁时光的忧伤回忆。

可表妹桂妞说，“你无论如何得帮我这个忙。”

因为“这个忙”一般的人还真帮不了——这个三十多岁的怪怪的男人在美国读了博士，现在又在香港某证券所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居然没有结婚，而回国探亲还要来“租赁一个妻子和一个孩子！”

换言之就是“租赁一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