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部分（1/2）

“蒙古包”矮矮的个头，戴一副厚厚的眼镜。镜框像瓶底一样带着厚厚的一圈，将他的眼光发射出来，让人不敢对视。因为那是带毒的眼光，是一种叫人害怕的眼光。

“蒙古包”对桂妞的意外出现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惊讶，这倒使桂妞感到奇怪。

桂妞问你不觉得很吃惊吗？

“蒙古包”耸耸肩，说这有什么奇怪的。你今天不来，明天总会来的。明天不来，后天总会来的。

“蒙古包”居然有如此的自信！说到这里，他意味深长地加上一句有缘人总会在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相逢的。桂妞说你真这么想、这么自信？

“蒙古包”说这与自信无关。要是你不来看我，我就会去看你。

桂妞说可我并没有邀请你去。

这是真话，桂妞不敢邀请“蒙古包”去她那儿，要是让王浩知道了，这个“蒙古包”不变成了“榨菜包”才怪呢。

“蒙古包”笑笑说我没邀请你来，可你不也来了吗？

桂妞突然发现，“蒙古包”笑得很有魅力，是那种粗糙的没有修饰的笑，粗糙得让人想用手去柔柔地摸他一下。

失望中的桂妞，因了“蒙古包”的这种无遮掩的笑，心中的“杏花”仍悄然绽放。“蒙古包”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中女性的话语立场问题，这是一个太大太泛的题目，根本不适合作博士论文。“蒙古包”说，他只找准其中的某一个“点”。但围绕这个“点”的却是无数的“线”和“面”的交织，甚至“立体”的背景知识，因此，要看的书，作的笔记特别多。

有一回，“蒙古包”在给桂妞的信中谈到萧红的《生死场》，说主人公王婆在一无所有中升起一种求生的欲望，开始了最原始的反抗她的亲生儿子因参加“红胡子”被官府杀掉，她要女儿去“报仇”。

“谁杀死哥哥，你要杀死谁！”——“蒙古包”对这种冤冤相报的传统中国文化有过诸多深入的剖析，并将它与西方基督文化中的“原谅文化”进行了对比，桂妞觉得很有意思。

在“蒙古包”极力鼓掇下，桂妞也将《生死场》认真地读了一遍，当她读到一字不识的王婆竟说出了“革命就不怕死……比当日本狗的奴隶活着强多哪”的话时，桂妞感叹不已。

当时，桂妞觉得王浩对她就像“日本狗”对“中国奴隶”一样，因此，她也应该像王婆那样“不怕死”地去“革命”。

“蒙古包”这种有意无意的鼓励恰恰暗合了桂妞的复杂心理，让她为自己的“红杏出墙”找到了辩护力量。

“手中的灯罩她时刻不能忘记。”鲁迅在给萧红作序时特地说到，“至于老王婆，我却不觉得怎么鬼气，这样的人物，南方的乡下也常有的。”

桂妞想这样的“灯罩”不但是为了照人，也是为了自照。照清周围的黑暗，照出自己的灵魂。因此，连鲁迅先生都不觉得老王婆有什么“鬼气”呢——“我有什么可怕的？”

特别是桂妞读到在李青山组织举事的宣誓大会上，寡妇们齐声高呼“是呀！千刀万剐也愿意！”

这声音好像就在桂妞的耳边——这不正是自己那种“乱就乱吧，疯就疯吧，死就死吧”的激情呐喊吗？

也许，这正是桂妞的“湖南之行”或“情洒湘江”的内在动力？

第四章 挤兑激情爱情=性“爱”+激“情”

因为时间不早了，那天晚上，“蒙古包”也不问桂妞吃过东西没有，就傻傻地要送桂妞去学校招待所。他其实是两个人住的一个房间。同房间的那个“准博士”对桂妞热情。后来他居然还给桂妞写信，向桂妞表达爱意。

桂妞很奇怪男人居然能够这样。因为，他明明知道她是奔“蒙古包”而来的呀。

也许真如他在所说的，“蒙古包”不配桂妞吧——信中他坦言了这一点。不过，桂妞对求爱之类的信接得太多了，她懒得回信。

去招待所要经过一座小假山。在无人的时候，“蒙古包”竟突然抱住了桂妞。因为个子比桂妞矮，想吻桂妞却吻不着。他一下子沮丧起来。

其实，从“蒙古包”那么一拥抱的感觉，桂妞就觉得他“搞不定”她。

尽管如此，那天晚上，他要是与桂妞同居桂妞会同意的。可他竟然放弃了这个大好的机会。而第二天上午，利用同室的“准博士”去上课的空隙，“蒙古包”竟要与桂妞发生关系。

望着他的笨拙和焦急，他的幼稚而又粗糙的动作，桂妞竟也半推半推就地同意了。

“蒙古包”脱光了桂妞的所有衣服。那一刻，桂妞并无激情，只是直挺挺地躺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多年以后，她还常常回忆起这个细节，自己怎么能够那样！

是那种很窄的小铁床。“蒙古包”压着桂妞，迫不及待，一点没经验。

最让桂妞痛苦的是，“蒙古包”还没有进去就泄了，而且一完事，他就匆匆提起裤子，拉下蚊帐，让桂妞一个人呆在里面。

桂妞十分尴尬和难受。当桂妞用手纸擦拭着他留下的东西时，认真地说，“你不能对我这样。我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但这句话，桂妞立马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和虚伪。因为“蒙古包”并没有强迫自己啊，我完全是自愿的。只是他没有满足我而已。

“似乎我这次来，为的就是这么一试。”

桂妞更加痛苦起来。

“在一个以男性权力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对其自身的社会身份的选择往往首先就是性选择，或者说，对性对象的选择的不同，将会影响到女性的社会身份。”这是“蒙古包”曾经写给桂妞信中的一段话。

“蒙古包”分析说，“革命加恋爱”曾经成了一个创作模式。在这方面，丁玲的《韦护》和《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中两位“新女性”都是通过性爱自由争取个性解放和通过革命争取全社会解放来诠注这个模式的。